国的技术设备一出，我们必定采用中国的！中国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震动。

　　中国的强硬态度多少刺激了围攻TD-SCDMA的国家和他们的企业，TD-SCDMA的紧张处境稍缓和了一些。但与其他两大标准相比，TD-SCDMA一面要抓紧时间完善技术体制，一面要凭借单薄力量抵抗攻击，可以形容为“步履维艰”。

　　曹淑敏作为中国代表在随后的多次国际电联会议上为TD-SCDMA据理力争。“后来我才感到，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被扔到海里，他要挣扎，还要自己学会游泳。在那样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标准提交到国际上，要面对全世界的国家和企业，去讨论，去力争。标准提出后的经历，比之前要痛苦得多，困难得多。”曹淑敏这样形容“之后的日子”。

　　在一次国际电联的电话会议上，曹淑敏得知西门子公司有两篇文章对TD-SCDMA很不利，就通过他们在北京公司的专家与他们总部的人进行文稿讨论，反复争论，一直到晚上7点多，最后西门子总部终于同意不再提交那个文稿。

　　“我们都高兴坏了。因为我们要从道理上和很多问题上去说服他们为什么不能提交。那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给我的印象最深”，曹淑敏感慨地说。

　　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显然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此时的关系。在标准的争锋中，外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99年11月，圣诞节之前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身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李世鹤无暇顾及圣诞老人故乡的独特景致，“两个黑洞洞”(天未亮就到会场，天黑后才回宾馆)、“一个紧绷绷”(紧张的没有一点空闲)地穿梭在国际电联会议和宾馆之间。因为他负责设法将可能通过的3G标准写入建议书，这也意味着TD-SCDMA能否成为国际标准决定于此。以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成熟度来说，TD-SCDMA很难逃脱cdma2000与WCDMA的重重包围，这也是李世鹤所担心的。

　　11月5日，3G技术委员会宣布了让中国为之振奋的好消息，TD-SCDMA被写入建议书。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

　　在那个历史时刻，曹淑敏形容“全场感慨万千”，ITU经过十年的努力，3G标准终于出台了！

　　高兴之余，曹淑敏等人意识到，要让TD-SCDMA成为真正可商用的标准，中国必须得加入标准化组织。“在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上，我们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3GPP中标准化，最后，这次会议接受了我们提出的1.28M的码片速率，而这一速率正是TD-SCDMA技术的码片速率，这意味着，TD-SCDMA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3GPP的大门。”曹淑敏回忆道。

　　最终，2001年3月，TD-SCDMA标准被3GPP接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中国百年电信史上，出现了最值得庆贺的历史一刻。

　　标准通过，但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令所有参与和支持TD-SCDMA的人们始料未及的是，TD-SCDM的产业化之路远比标准通过更为艰辛和坎坷。

　　“我们原来预计TD-SCDMA实现产业化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但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太多了，在标准的产业化过程中，我们的确缺乏太多的经验，但国际3G发展不利的大环境，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采访中，一位长期从事TD-SCDMA研发的技术人员如是说。

　　2002年3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

　　下篇：TD-SCDMA的产业化之路

　　从TD-SCDMA标准的最初提出，到后来的产业化过程，都与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唐。

　　肩负重任的大唐

　　说起大唐，很多人都理不清其中的头绪。

　　1957年，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分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集团前身)、电信科学研究规划院、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993年，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成立。

　　1998年，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信息产业部发出文件，同意组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1999年，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正式成立。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集团)，是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下设两个上市公司、十个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八个研究所，一个工程设计院，分别位于北京、西安、上海和成都等地。

　　2002年3月，为了加快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大唐移动)正式宣告挂牌成立。

　　大唐移动公司的成立，标志着TD-SCDMA从系统到终端已全面进入产业化阶段，也表明了大唐移动作为一个企业的开始。

　　曾经有人说，在TD-SCDMA的产业上，历史选择了大唐，而不是华为，或者中兴，这和大唐的企业特点是有关系的。大唐具有做大事的魄力，但是他不像是一个企业，很多时候不能严格地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去运作，大唐更多地要考虑历史的责任，所以大唐背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唐如安，大唐移动公司从建立之日起直至今日的“掌舵人”，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姓唐，而与大唐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情缘。1979年北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上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94年，成为该所最年轻的副所长，负责所里的横向创收工作。1998年4月，唐如安开始接手上海大唐移动公司的工作，当时一个是上海大唐移动公司，一个是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一个需要市场化运作，一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两个体制完全不同的企业中同时任一把手的唐如安，感受到了来自人、财、物等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碰撞，但这段难得的经历也为他日后从事TD-SCDMA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

　　2001年9月30日晚上10点多，唐如安还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手机响了，电话是刚刚从英国返回北京的大唐电信科技集团总裁周寰从机场打来的：“你这两天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下，尽快赶到北京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唐如安知道，老院长要把重担交到他肩上了。

　　没有在上海和家人过完“十一”假期，唐如安就赶到了北京。10月4日，公司召开会议，并开始筹备成立大唐移动公司等产业化的一系列工作。

　　当时，来自竞争对手、外国反对势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TD-SCDMA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是一项事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正是周寰的这种偏执(用唐如安的话说，是偏离主流的执著)感染了唐如安，并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TD-SCDMA事业中。

　　当时，与华为、中兴等公司一样，大唐对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