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标准的研究均在进行，那时大唐电信集团中央研究院只有几十人，后来才逐渐发展到300多人，由于资源有限，研发工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市场化能力十分有限。他们找到了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做评估，该公司认为，为了推动产品研发，大唐集团的3G产品线不能太长，必须集中优势力量开发TD-SCDMA产品。

　　2002年2月大唐移动公司正式成立后，唐如安出任大唐移动公司总经理。当时，大唐移动公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事TD-SCDMA研发的人员，一部分是上海大唐移动曾经从事过GSM产品开发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大唐股份公司WCDMA事业部成员，他们一部分人员在西安。这三批人马被整合为一个公司，专注于TD-SCDMA的产业化。

　　作为一个“三合一”的公司，带有不同文化烙印的几班人马怎样融合为一体，是大唐移动良性发展的关键。说来也巧，西安、上海、北京，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地方。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讲地方文化，正好也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例子，讲到这三个地方的人拾到钱包以后的反应，来表现其不同的行事风格：上海人捡到钱包，要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有几块几毛几分钱，连身份证后几位都要核对清楚，心很细，小事上很看重；西安人是豪爽一派，一看，是你的，给你；北京人呢，要告诉你丢了钱包有什么危害。这说明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大唐移动总经理唐如安在文化融合方面推行“形式主义”。公司组建初期，他推行三地联网统一办公，引起一些争论，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别看这是一个小事，每天大量的文档互相的传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看似一个形式，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思维和习惯。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要度量衡统一，长城把它围起来以及文字上的统一。没有这些，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体制、人才、管理、市场化，问题一个一个摆在了唐如安的面前，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2002年，在大唐内部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选择大讨论。

　　LCR与TSM之争

　　TD-SCDMA产业化，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产品的选择定位上。

　　了解技术的人都知道，TD-SCDMA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SM，一种是LCR。大唐在最初与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选择的是TSM。

　　2001年3月，大唐电信320会议室。杨毅刚主持会议。

　　时任大唐市场部总经理的杨骅在公司例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改TSM为LCR。这是公司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关于TSM和LCR的讨论。在杨骅宣读完自己的观点后，顿时遭到了李军、张代君等多数研发人员的反对：

　　“TSM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改为LCR，不是又要从头开始吗？”

　　“在TSM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很快就要见到效益了，改做LCR，大量的资金到哪里去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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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由杨骅提出的用LCR替代TSM的方案被否决了，但是自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大唐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会后，很多人私下里就这个问题与杨骅进行交流，关于TSM和LCR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唐高层决策者的思考。

　　2002年，当TSM终端和网络已渐趋成熟的时候，大唐内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继续发展TSM，还是改为LCR？在大唐看来，继续走TSM之路还是改为LCR，不仅关系到大唐今后的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的3G市场走向。

　　实际上，从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大唐下决心做LCR的时候，仍然在和西门子合作做TSM。这就相当于大唐当时是三线并举：一条是LCR，一条是和西门子合作的TSM，一条是大唐自己做的TSM。当时大唐仅有130人的研发队伍，又要兵分两路进行TSM和LCR的研发，这对人才紧缺而又缺少资金的大唐来说，实在难称明智之举。

　　后来大唐的LCR研发直接影响到了和西门子合作，而大唐自己的TSM也因人员不足、资金紧缺而被迫放弃了，直到2003年下半年，大唐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LCR一条主线上。

　　有一位大唐的技术人员做过统计，从最初TSM项目的立项到打通全网络的电话，大概耗时两年。大唐从开始做LCR，到打通网络电话的时间大概可以稍微快一点，但也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本来可以用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现在却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虽说LCR和TSM之间有技术上的延续，在TSM研发上的积累可以使LCR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唐在TD-SCDMA的产业化道路上因为TSM和LCR的选择，失去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国外反对势力的打压

　　距离3G市场启动的时间越来越近，TD-SCDMA能否加快产业化进程，及时拿出可商用的成熟产品，直接关系着TD-SCDMA的命运。 

　　同样是在2002年，就在大唐内部针对产品选择进行激烈讨论的同时，业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TD-SCDMA的论战，在这场空前的论战中，大唐技术研发能力、管理机制、市场运作能力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相比，TD-SCDMA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时间上，当时TD-SCDMA的开发时间不过两年，而WCDMA和cdma2000的研发时间已经接近10年；在资金上，世界各大厂商，甚至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都在WCDMA、cdma2000标准上投入了巨资的研发资金，而对TD-SCDMA的投入则几乎为零；在参与企业的数量上，国际、国内大多数通信企业均在其他两大标准方面进行了研发和跟踪，其中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27家，在cdma2000阵营里，也聚焦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全球性企业，在TD-SCDMA标准中只有大唐一家企业在苦苦支撑。

　　大到基站、系统，小到测试仪表、终端、芯片，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大唐一家企业的肩上，而此时的大唐，正面临着严重的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自大唐移动公司成立起，通过向银行贷款而来的5亿元资金，已全部用于TD-SCDMA项目，而作为大唐移动上级单位的大唐集团，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虽然，大唐移动也使出浑身解数想通过私募的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总经理唐如安亲自挂帅，与各大投资公司进行交涉，无数次的谈判让他感觉自己都快成“祥林嫂”了，但是由于当时全球IT行业大幅度衰退，国际银行界、投资界对通信业，特别是3G的投资缩小，投资商“闻3G而色变”，使得融资工作也一度陷入困境。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中国3G市场的巨大潜力和TD-SCDMA可能会对中国及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国外大型通信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