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胁，为了能够在中国的3G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TD-SCDMA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称。

　　在2002年6月11日举办的第七届3G大会上，北电全球无线网络总裁丁博凯先生公布了北电对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预测，在这份预测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球移动通信用户将达到17.17亿，其中GSM用户占到69%，WCDMA和cdma2000用户占到22%；用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将会达到47亿美元，其中GSM占36%，cdma2000占31%，WCDMA占31%，却唯独没有提到TD-SCDMA。对此，北电网络的解释是：目前的情况表明TD-SCDMA没有多大市场前景。

　　而在2002年《通信世界》总编项立刚对时任爱立信全球总裁的杨迈的一次采访中，问及“爱立信是否会在TD-SCDMA进行研发和投资”时，杨迈笑着回答：“我们完全有能力做TD-SCDMA，但是我们不会做。” 

　　北电、爱立信对于TD-SCDMA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国际通信制造商的普遍想法。 

　　一些国外企业为了阻碍TD-SCDMA的发展，不仅在态度上表示出轻蔑，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公开进行抵毁：“中国的TD-SCDMA根本没有发展前景，大唐也将和这个标准一起消失。”

　　刚刚踏上产业化之路的TD-SCDMA，一方面要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的挑战，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各方包括媒体界的猜测和置疑，使TD-SCDMA的产业化推进工作陷入困境。

　　出现转机

　　2002年6月12日，正在上海出差的杨骅接到了周寰院长的电话，电话里，周寰让杨骅尽快写出一份向无线电管理局提出频率申请的报告，这让杨骅兴奋地预感到，TD-SCDMA的频段分配快有结果了。

　　下午，杨骅乘晚班飞机回到北京，飞机刚一落地，就又接到周寰的电话，要求他明早8点把报告送到集团。其实，关于频率的问题杨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在回公司的路上，他给唐如安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出乎他意料的是，唐一口否定了他提出的“55MHz频段”，而是直接表示要申请155MHz频段。

　　晚上，杨骅在公司的办公室里，熬了一个通宵，报告完成了。

　　第二天，在与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的领导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杨骅的报告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认同。事后，有人在与时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刘利华讨论起这件事情时，刘利华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会出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无线电大会，以前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们，但自从中国有了TD-SCDMA标准以后，我们到哪里都成了上宾，到哪里都会有人跟我们谈起这个标准。中国要支持自己的标准，正是有了自己的标准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002年10月23日，信息产业部通过《【2002】479 号文件》公布了3G 的TDD 频谱规划，为TD-SCDMA 标准划分了总计155MHz 的非对称频段。

　　在TD-SCDMA标准最初被提出时，是政府和运营商的大力支持，使得TD-SCDMA能够克服重重阻力，最终成为国际标准，在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中，同样是由于政府的支持，才使TD-SCDMA得以重现曙光。 

　　自从TD-SCDMA作为3G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后，信息产业部即明确表示，将本着“严谨、求实、创新、发展”的精神，联合政府其他部门共同对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进行大力的支持。

　　其实，每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的标准，都是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不管是高通的CDMA还是欧洲的GSM，都是在政府强有力支持下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单纯依靠企业力量实施标准战略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支持。 

　　欧洲在第一代移动通讯时期，各国各自为政，整个欧洲有5个标准，市场十分混乱。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欧洲11个国家的邮电部长，组成一个团体“Group of Special Moment”，在1982年就确立GSM的基本标准，全欧洲频率统一在900MHz。这完全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而是整个欧洲的行为。 

　　虽然GSM技术1989年已经成熟，但美国直到1994年仍还不让GSM进入本国市场。1990年，美国仿造欧洲的GSM把GSM的技术指标全部改过，改称IS-54，宣布在美国必须用IS-54的标准。不久，高通宣布自己CDMA研制成功，虽然还是实验室阶段，但美国政府立即把CDMA定为美国的标准。美国是第一代移动通讯的世界第一大市场，他们以频率资源为交换，使得众多企业支持CDMA，一直到1994年美国把频率资源拍卖完毕，才允许欧洲GSM标准进入，但那时候美国市场已经是高通CDMA的天下了。高通的CDMA现在每年光卖标准就是几十亿美元，但如果当初没有美国政府在北美地区的支持，可能很难走到今天。 

　　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政策倾斜使TD-SCDMA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有外电由此分析说，中国政府已敦促国内产业界采取行动支持中国自己的电信业标准。国内一些相关部委的官员也在一些非公开场合透露，不排除将TD-SCDMA标准采用和3G牌照挂钩的方式，进行政策性推动。 

　　就在TD-SCDMA频段消息发布的第二天，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董事保利即在上海表示，在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上，西门子将同时兼顾W-CDMA和中国的TD-SCDMA两大标准，西门子将再追加投入5000万欧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 

　　思维突破

　　2002年10月30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大唐、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电、中国普天等8 家国内知名通信企业的手挽在了一起，TD-SCDMA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其实，早在2001年底，在大唐移动公司筹备阶段，唐如安就提出了成立产业联盟的想法，用唐如安自己的话说，这叫“连横”，在战国时代就有“连横”之说，现在，WCDMA和cdma2000比TD-SCDMA强，因此必须“连横”。在联盟内部，部分知识产权共享，看似大唐吃了小亏，但整个产业起来了，大唐才能生存下来，实则是占了“最大的便宜”。没有这种心态，把未来画在图纸上的利益当作眼前的利益，是最愚蠢的做法。

　　当时，唐如安把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主要负责市场工作的杨骅。

　　杨骅，大唐移动公司副总裁，TD-SCDMA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自产业联盟最初成立到后来发展壮大，可谓是沥尽心血，有人曾戏言：“杨骅为发展TD-SCDMA产业联盟，连头发都累光了。”

　　2002年5月，杨骅将这项工作向发改委的领导做了汇报，发改委领导对这个想法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当时，我们还以为华为、中兴不会加入